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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观

14-06-09 16:28:33  点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科学理论学说时,即对青年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有关青年的重要见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逐步走向成熟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经过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实践的洗礼,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历史形态,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订青年政策、策略和方针的基本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问题引起我国一些青年研究和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当时人们曾就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某些基本观点以及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这种探讨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深入下去,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仅仅是限于提出问题而已。时过境迁,人类已经步入21世纪。21世纪的青年将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过程中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这已成为国际社会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研究,无论就目前状况(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来说,还是就发展的需要来讲,无疑都显得尤为必要。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是历史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某种僵化的模式或教条,更不是某种生硬的训诫或律令,它是生动而鲜活的,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可能出现某种变异乃至畸变,而且其中的某些变异或畸变又是不能完全被忽视的。这样,就要求我们必须历史地、发展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青年观,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青年的基本观点与实际的客观历史进程,特别是本国、本地区青年及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加以理解。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认识、理解青年现象和分析、解决青年问题的必然要求。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实际上并没有关于青年的系统而完整的论述,甚至是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社会群体形式已经初步形成,并即将作为相对独立的现实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作为社会政治变革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而登上历史的舞台。因此,无论从西方的文化传统,还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面临和遇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不对青年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给予相应的关注和重视,并提出他们关于认识、理解青年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些看法和观点逐渐产生了愈益深远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年观有着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革命性


西方文化天生具有一种青年崇拜的倾向(许烺光提出,美国社会具有常变的特征,崇尚个人主义和青年文化的价值取向——参见《文化人类学新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实际上,崇尚个人主义和青年文化,不仅是美国,也应该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关于西方文化中的青年崇拜倾向,可参见笔者《文化与思维》中有关性别与年龄研究部分的内容——海天出版社,2000年)。这可以在古希腊的神话、艺术及西方文化先哲的学说著述中寻找到它的源头。西方社会关于青年的传统观念,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最初形成,无疑将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的天性和自然所具有审美性质,对青年情感世界的浪漫情操及表现,对青年人的热情、聪颖和智慧,对青年给未来带来的希望和憧憬,等等,都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和肯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主要地还是从时代特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来认识、理解和把握青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新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断涌现,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趋明朗化,对资本主义丑恶现象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追求,愈益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和时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问题的关注,首先便集中到现实生活中青年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等问题上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着重考察了产业革命前后工人地位与身心发展状况的变化情况,指出产业革命后工人及其后代的健康与生存受到威胁,工人贫困化与城市社会生活的混乱导致工人健康状况下降和儿童死亡率上升,资本主义形式的儿童工厂劳动对工人阶级后代造成严重摧残,工人阶级应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发展和教育权利而斗争,而实现这种权利的途径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恩格斯的青年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革命性。恩格斯在晚年曾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写此著作时的情景,并认为是青年人的热情使他当年大胆地做出在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青年人,首先是指他自己——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但恩格斯只是他所处时代青年中的一个代表。在19世纪40年代,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青年已然被视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被恩格斯称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创始者”的魏特林,曾在1841年创办一份名为《德国青年的呼吁》的刊物。在他看来,要实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就必须唤醒青年,而且,“青年将举着这面旗帜奔向世界各地,世界将变成一座花园,而人类将变成一个家庭。”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青年的观点,把对青年的社会价值、历史地位、发展前景的认识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在1866年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专门谈到“男女儿童和少年劳动”问题,指出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劳动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客观趋势,但在资本主义阶段,这使儿童从小就丧失了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正常发展的权利,而家长又无法保护自己子女的正当权利,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工人阶级要为保护未成年工人的权利而斗争,要有自己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后代(主要是童工)的悲惨生活境遇也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关注。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把那些贫困的父母变成出卖自己亲生儿女的奴隶主,他们不得不像奴隶主出卖奴隶那样出卖自己子女的劳动力;不是父权的滥用造成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剥削,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造成父权的滥用。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工人阶级后代生存状况和地位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


需要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尚未明确地提出关于无产者青年的概念。但他们关于工人阶级后代和童工、未成年工的一些论述,显然与工人阶级或无产者青年不无关系。有的研究者指出,“由于大工业的技术工人有了学徒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青年阶段”([奥地利]赖因哈特•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商务印书馆,1996年,134页)。这些学徒青年最初主要是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的后代。直到19世纪中叶前后,由于机器的广泛运用,大批的年轻人才涌入到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中来。无产者青年的队伍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无产者青年参加了早期对资本主义剥削和生产制度的反抗,在捣毁机器活动中,青年人是最积极的行动者,而且当时“在‘年轻人’当中,具有未来意义的政治思想可能正在广泛地传播着”。在后来轰轰烈烈展开的欧洲工人运动中,无产者青年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生力军。但尽管如此,在19世纪中叶,完全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青年群体仍未最终形成。“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工业革命’)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参见[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译林出版社,2001年)。这一观点对我们理解无产者青年群体的形成,是有启发意义的。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当时没有明确地使用无产者青年的概念。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忽略或根本没有注意到无产者青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现象。


青年知识分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的青年群体


近代大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造就了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青年群体。现代青年群体的产生,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和阶级分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抽象或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的现象。知识青年群体最早在中世纪城市萌芽。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随着城市而诞生的。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并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市场与通衢。”追求知识和真理,渴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带着浪漫骑士的幻想,使一大批年轻人从各个地方涌向城市。“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从语法学到政治学,从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中世纪的青年知识分子完成了他们充满艰辛的精神历程。他们是新时代人,是新的社会学类型,他们开启了新的“知识大教堂”——现代大学的大门。但这一切又远远超过社会学乃至现代教育学意义本身。“虽然青年贵族,以及不久还有市民阶层的孩子们,构成了大学生和教师的绝大部分,但大学制度也使得许多农民的儿子有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149页)城市特别是大学和大学中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是中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由于“知识界适应了政治的模式”,大学和大学生群体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最早以青年社会群体的形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大学与大学成员(包括学生和教师)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在13世纪以后愈益突显出来。后来西方社会的青年和青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这一传统。


知识青年群体的成熟及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各领域的异常活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关注的目光较多地集中在这一群体身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无产者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还只是一个理想的形式,当时的知识青年群体主要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虽然这其中的一部分人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同情或拥护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都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政治上的幼稚、思想上的偏激、行动上的激进、方法上的简单,是这些人的主要特征。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进行过认真而严肃的批评。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恩格斯称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的斯蒂凡•波尔恩为“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严厉批评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指出他本人“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他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却又完全不懂得取得政治上的胜利的策略,他的组织“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00页)。波尔恩是政治上激进而幼稚的青年的代表,他本人虽然是排字工人出身,但却沾染了许多他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坏习气。恩格斯对他的批评,应该看作是对其所属的那一类青年人的批评。恩格斯还针对一些德国青年作家和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的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指出,“在依附于党的青年文学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对主张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的“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的现象,恩格斯表现出高度的警觉,指斥他们的无能、狂妄、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6-47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关心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进步和健康成长。恩格斯提醒青年,不能简单化地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历史的发展进步是“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的结果;必须克服把唯物史观做简单的抽象和庸俗化理解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7-479页)。对于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和反动思潮在青年中的影响,马克思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指出,受这些思潮毒害、迷惑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61页)对于民粹派和“巴枯宁主义”在俄国青年中的影响,恩格斯曾做过较细致的分析和批判。恩格斯一方面看到由于受不良思想倾向的影响,在俄国青年中产生了“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又看到,由于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俄国青年中也产生了“一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针对那些“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的人的言论,恩格斯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根本不相信这些人的言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并提醒“一些很好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不要受他们的鼓惑、煽动而走上“轻举妄动的道路”(参见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鉴于19世纪90年代初在许多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大学生中存在轻视体力劳动者、轻视工人干部的思想倾向,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希望出席大会的大学生组织努力提高大学生的觉悟,要在大学生队伍中造就出同体力劳动者并肩战斗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以适应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掌管政治机器和全部社会生产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健康成长以及他们在现实和未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将要担负的重要使命,寄予极其热切的期望。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观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认识到,要改变工人阶级后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境域和命运,既取决于无产阶级在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方面的成功,同时也决定于工人阶级及其后代在现阶段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水平。


在1780年到1840年之间,欧洲的一些工厂主对童工的剥削程度明显地增强了。对儿童如此规模和如此程度的剥削被认为是我们历史上最可耻的事情之一。在曼彻斯特棉纺织厂,(儿童)“几乎全是满面病容:瘦小,羸弱、赤脚、衣衫蓝缕,许多人看上去还不到7岁。男人一般都在16岁到24岁之间,还有未成年人,他们像儿童一样苍白和消瘦。”这是一个“退化的人种——受压迫而发育不全;这是一个被糟蹋的人类——男的和女的不会活到老,儿童永远不会长成健康的人”。1842年的英国,工人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22岁左右,曼彻斯特仅为17岁,利物浦为15岁。工人阶级后代的悲惨生活被剥削者所漠视。“富人看不见穷人,或者说,只有当流浪者、乞食者和犯罪少年逼上门来,他们才注意到他们,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参见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英国议会1833年通过工厂法,对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从法律上加以限制,还规定所有14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这对于改善工人阶级后代的生存、劳动和发展环境固然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工厂法的性质是在一个以阶级利益对抗为基础的社会里由于人人追逐私利所必然采取的一种公共福利措施,而资产阶级教育的目的是把工人“训练成机器”。要改变工人阶级后代的悲惨命运,仅仅指望资产阶级的法律和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在英国宪章运动前期(1836年)发表的《伦敦工人协会的宗旨》中指出,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促进对第二代的教育,铲除那些使奴役永存的制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更明确的表示,无产者的解放和工人阶级后代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只能是彻底废除私有制的结果,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他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1页)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是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抗的根源,同时,也将为最终解决这种对抗创造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因此,无论从现实的阶级关系还是社会关系上说,人的片面发展都必然将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所取代,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洞察人的劳动分工、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为着眼点,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底蕴,并将其与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想及实践结合起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深入地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思想。


现代资本主义瓦解了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形式,为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了新的条件,而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教育是年轻一代成长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前工业社会,青少年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和完成的。由于采用机器生产,使得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有了可能。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有着潜在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它为促进家长制的旧的家庭关系解体和建立更高级的新型家庭关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并成为“集体劳动者”的一员,可以使他们获得大生产的视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作了分析。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意识到,“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65页)脱离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的束缚,投身到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过程之中,并未给工人阶级子女的生活带来美好的一切,相反,他们却被投入到另外的苦难深渊。现代大工业生产为工人阶级后代展示出的发展前景,要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将其变为现实。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有着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19世纪初,资产阶级无视工人受教育的权利的做法引起广泛的社会义愤,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工人教育也表示极大关注。欧文即曾在他所管理的工厂中进行实验,为10岁以上的青少年工人设立业余学校,为成年工人及其家属在晚间组织讲演会、座谈会和文娱活动,建立“培养性格新学院”,从发展生产力和培养人类性格的角度阐述和证明他的实验和改革的必要性,主张善待“有生命的机器”——工人。欧文的实验“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和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工人阶级后代的成长需要教育;教育可以使年轻人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本身是不可能消除其所由产生的社会生产和分工制度必然带有的种种弊端,并为工人阶级后代的成长与发展带来无限光辉的前景。而且,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各种敌对的或对立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将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最根本的障碍。因此,“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终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23-224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将年轻一代的成长与人的全面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联系起来。


全面发展的个人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内部孕育成形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建立在世界市场基础上的人的交往的普遍性,以及由于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产生出的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使个人有可能形成一种全面的能力体系或能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全面性。在这一阶段上,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一种新型的个性人格,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个性,是“家长制,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之后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而一道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人的形象。这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这种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个人的能力发展和个性形成,既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同时也产生出个人他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因此,这一阶段上个人的全面发展仍是相对有限的或有缺陷的。人的发展要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的发展的较高阶段,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才能的全面发展则是无产者阶级在人的发展方面的崇高理想。青年的成长和发展,要从现阶段个人或个性的有限的全面发展,向自由个性的理想目标前进。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这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和推论。因为对工人阶级来说,他们本身尚未成长壮大到足以控制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工人的行动不自由。他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十分无知,不能理解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六卷,217页)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年观,是关于工人阶级后代的发展观和未来观。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观核心的观点。这种观点将青年的发展与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与人类发展进步的最伟大的理想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正确认识和理解青年,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如何认识和理解青年?在西方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内,青年主要是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而被认识和理解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又主要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即对处于特定年龄阶段上的青年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依据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维柯、卢梭、黑格尔等,都是如此。这种传统对于理性地分析和把握青年这一社会和人生现象,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们对社会和人本身的认识,主要是受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因而当时人们对青年的认识和理解必然有着相当的局限性。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才真正能够得以改变。


把青年的存在和青年的历史放到现实社会生活和实际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认识和理解青年方面的基本要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基于自己的社会历史观所提出的关于认识和理解青年的基本方法和观点。针对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哲学人本学,把“青年”看作是个人在通向真正的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施蒂纳认为,人生的各个阶段只是个人的“自我发现”,而这些“自我发现”最终又总被归结为一定的意识关系。这样,青年的存在,就成为一种意识的存在,青年与其他年龄阶段人的差别就只能是一种意识的差别,并且,这种差别的产生与外部物质世界和社会的变化无关,完全是青年发现自己本身的结果,青年同世界的关系是唯心主义的。施蒂纳所谓的“青年”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是脱离了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撇开了历史时代、民族和阶级,夸大了意识的作用并直接把意识提升为“人的生活”的关于“青年”的幻想和虚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关于人生阶段的全部虚构的原型”及其“各种转变”,早在黑格尔那里就有了。但施蒂纳的观点更充满了“地方局限性和教书匠的学究气”,只要将他所谓的“青年”跟随便什么样的青年办事员、英国工厂的青年工人、青年的美国人乃至吉尔吉斯青年牧民作一个对比,这一切将一目了然。“施蒂纳自己不知不觉地把某些‘青年’、‘成人’等在口头上或实际上创造的关于自己的各种幻想跟这些非常暧昧的青年成人的‘生活’,跟他们的现实混淆起来了。”这种关于青年的认识和理解,是用关于人、关于青年的抽象,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所存在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青年,“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是认识和理解青年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谈到,“黑格尔毫不犹豫地编造出四个人生阶段”。黑格尔是在他的理性和绝对精神的哲学范畴上来谈论人的生命过程及其价值的。在涉及到青年问题时,黑格尔特别肯定强调人的个性和个体生命的价值,认为社会对“个别性精神”的压抑以及把个人的自我意识消溶于普遍性之中,不仅对个人的成长、发展不利,而且还将给家庭和社会伦理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黑格尔反对“共体”(即代表公共的、国家或民族的、普遍的)借助高压的手段或采取类似的态度把个别性精神造成一种“敌对原则”;共体本身应该承认青年的力量亦即承认尚未成熟、尚在个别性范围之内的男性为整体的力量,否则无论共体,还是“敌对原则”都将无所作为或一事无成(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31页)。这里对青年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以及青年的个性精神的积极性质和重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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